因此，原告不能根据《继承法》第5条主张权利。
（一）行为的正当化处理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通过对涉案行为正当化处理，以达到其维护或发展社会伦理秩序的意图，是司法道德能力运用的惯常方法之一。反之，则进入第二个环节，即法律因果论证。
一是底线伦理观的培育。结论即裁判结果——基于违背公序良俗的同居关系所立的遗嘱，违背法的基本价值，不受法律保护。司法过程中的合目的性论证意指法官以司法目的为轴心而展开的思维活动，包括设定、评价、选择、整合等基本形式，其任务在于为法的适用提供正当性支持。当制度以规范的方式约束人们的行为时，实际上是以隐蔽的方式向人们提供了某种善恶是非的引导[53]（P93-101）。这十起案例分别从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公序良俗、友善互助等不同角度体现和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
经验表明，在任何社会中，司法都是主流道德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在此基础上，协议与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基本人身自由权利之规定不相悖。无论是政府、法院、检察机关还是监察委员会，都要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监察机关所调查的对象不是普通的犯罪嫌疑人，调查的内容也不是一般刑事犯罪行为，调查主体是与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合署办公的国家监察机关，调查人员既要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也要对被调查人做思想政治工作，促使其真心认错悔改，深挖思想根源。在监察实践中，监察委员会通过统一的政务调查和刑事调查活动，收集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如果在认定被调查人的犯罪事实方面达到法定的移送起诉标准，就可以交由检察机关予以审查起诉，并向法院提起公诉，从而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使被调查的公职人员被迫究刑事责任。该法严禁监察机关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在监察实践中，一些地方监察机关在对公职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进行调查过程中，都要根据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据调查原则，并遵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证据收集、审查和判断标准，来收集证据并制作相应的证据笔录。
五、监察留置的法律地位 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以留置取代双规和双指，被视为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体现，实现了双规的法治化，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进步。而在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对于所采取的留置措施，监察机关还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凡此种种，都说明监察委员会移交的刑事案件，能否最终被认定为犯罪，仍然要接受刑事诉讼法的规范。[16]参见罗有远、高阳：《严格审慎采取留置措施》，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6月23日。自此，行政监察机构对被调查人只能采取双指措施。不过，该法既然要求监察机关按照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据要求和标准来收集证据，那么，这里所说的非法证据，应当被理解为违反刑事诉讼程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
试点地区党委对纪委和监察工作的领导，由原来的结果领导转变为全过程领导。这一改革属于我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重塑了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确立了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一委两院制。1997年5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r《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取代了《行政监察条例》，规定行政监察机构有权责令由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对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中文关键词】 人民代表大会 监察权 监察机关 调查权 留置 权利保障 一、引言 201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标志着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初步完成。
其中的纪检机构就属于设置在各级党委之下的职能部门。有些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人士甚至认为，监察法在对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方面，要比现行刑事诉讼法更为完善。
例如，监察法授权监察官员行使的讯问、询问、搜查、扣押、勘验、检查、鉴定、通缉、技术侦查等措施，不都在刑事诉讼法中存在几乎完全相同的侦查措施吗？又如，监察法所确立的查询、冻结、限制出境等调查措施，尽管在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得到明确规定，不也都是侦查机关经常采用的辅助性侦查手段吗？ 监察机关的调查权不仅在形式上与侦查机关的侦查权较为相似，而且还具有完全相同的法律效果。这就意味着，监察机关通过调查活动所收集的所有证据材料，都可以被移交检察机关，后者照样可以根据这些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并将其作为提起公诉的根据。
很显然，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无论是在行使方式、所获证据材料的法律效力上，还是在所受到的法律限制方面，都与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刑事诉讼法的约束和规范。最后，监察法要求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证据时，完全遵循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有关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这种调查可以说是党纪调查、职务调查与刑事调查的有机组合。其二，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对象不是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而是所有国家公职人员。而在监察体制改革完成之后，检察机关除了对司法人员涉嫌的少量职务犯罪案件继续行使立案侦查权以外，对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权基本不复存在，被整体移交给监察机关。即便被调查人的家属代其委托了律师，律师也无法获得辩护人的身份，更不可能与被采取留置措施的被调查人进行会面或者提供其他方面的法律帮助。
这种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对象涵盖了全体从事公务的公职人员。其一，监察机关的监察和检察机关的监督一样，都属于国家专门监督体系的组成部分，要服从并从属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
因此，监察机关所行使的调查权不是侦查权。除此以外，对于违反中共党纪的公职人员，监察委员会还可以中共纪律检查机构的名义，对其作出党纪处分决定，最严厉的处罚是开除党籍。
除此以外，监察法还对被采取留置措施的被调查人确立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权利保障措施：一是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后，应当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的所在单位和家属。但这三项内容都同时涵盖了党纪监察、政务监察和刑事监察这三个方面。
三是监察机关对留置场所的设置过于随意，而无法接受像看守所那样的第三方监控。无论是在证明力方面，还是在证据能力方面，监察机关所收集的证据材料与侦查机关所获取的证据材料，都要接受检察机关和法院双重审查。在调查人员随意施加强大心理压力的讯问过程中，被调查人所作的有罪供述通常都是被逼迫、被诱惑、被欺骗的结果，根本无法保障其自愿性和明智性。在监察实践中，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对于在留置场所所进行的讯问，一律都要进行同步和全程录音录像。
而在各级党委之下，通常设置组织、宣传、纪检、统战、对外联络等若干机构。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主要针对侦查机关、法院、生效裁判执行机关，其行政监督则主要针对存在行政违法或行政不作为情况的行政机关。
如此的留置措施，除了在名称上有别于两规或者两指之外，究竟在法治化程度和权利保障水平上有什么实质进步呢？[2] 很显然，改革决策者所持的主流观点并不是没有讨论余地的。这与刑事诉讼法有关逮捕、拘留的相关程序保障保持了一致。
与监察体制改革之前纪检监察机构的调查程序相比，监察法所确立的调查程序在保障被调查人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步。在行使国家监察权方面，监察机关既不属于行政机关，也不属于司法机关，而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
这与刑事诉讼法有关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定罪都要达到最高证明标准的规定大体是吻合的。可以说，在将调查所得的证据材料移交检察机关作为提起公诉的根据这一点上，监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与人民代表大会相比，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主要负责对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对这些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加以纠正。监察法在加强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方面的缺憾。
根据监察法，留置属于监察机关有权采用的十二种调查措施之一。这样，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就与侦查机关的侦查措施一样，被纳入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整范围，这为被调查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程序救济手段。
这种调查终结、移送起诉的证明标准，与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证明标准，几乎是完全一致的。监察体制改革被视为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这样，检察机关原有的对普通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法律监督权基本上不复存在。六、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问题 在监察体制改革开始之前，纪检监察机构所进行的党纪调查和政纪调查，属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前置性调查措施。